推荐一篇“妄议上帝”的习作

推荐一篇“妄议上帝”的习作


【推荐者语】


我没有读过《圣经》,但是很多年以前读过《圣经故事》。不要说虔诚的教徒了,就是对一个普通的成年人来说,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“妄议上帝”——但是,反过来也更加说明年轻人独立思考的大胆与可贵。基于此点,我很欣赏这样的文章。


就文章本身来说,也是言之有据的——文中所列举上帝矛盾的事例都来自《圣经故事》。桐城派古文家强调写文章的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,这篇习作或许“辞章”方面略有不足,但是如果真诚质朴也是一种美的话,那么它就完全符合前贤们对文章的要求了。


故推荐之。


——2016年愚人节前夜唐俊记


矛盾的上帝


——读《圣经故事》有感


 


这个寒假读了《圣经故事》这本书。虽然篇幅不算太长,但是包罗万象的内容还是需要反复阅读和体会的。


读完这本书给我最直观、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充满了矛盾,特别是旧约部分。新约讲的主要是基督教的形成故事和主要思想,侧重写了上帝的博爱;而旧约里的故事,才是真正吸引我的。


旧约就像一部家族史,从上帝造人开始讲。自始至终,我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:上帝为何要造人?这是我无法理解的荒诞行为。乍一看书中的描写,很自然地会感觉人是上帝的特殊作品,高人一等的感觉马上涌现出来,但仔细一想会发现,上帝刚开始对人的定位是愚昧无知、不辨是非的。也就是说,偷吃禁果前,人类和飞鸟走兽有什么区别呢?没有区别,却成了特殊的,只是因为他们有上帝的形象吗?


这样看来,上帝造人好像没有什么好理由,而当这个“伊甸园里的小宠物”不再受控制时,上帝果断地进行了惩戒。这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荒唐做法;如果你不想让人们有分辨是非的能力,又怎能要求他们对诱惑作出正确判断?可见,上帝的批评和惩罚完全是自相矛盾的。


更不可理解的还在后面,上帝想让人间没有仇恨,却忘记了世上第一对仇人正是自己所诅咒的人和蛇;他想让人们建立理想世界,却不想想是谁将人们赶入这残酷的现实世界;他希望人们通过团结和努力来收获,却又因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,变乱了人的语言,将他们拆散……种种事例,不胜枚举,实在令人……


更多的事例在后面的故事中数不胜数。似乎,上帝在处理人的事情上,就像个孩子,今天诅咒这个,明天保佑那个;今天讲平等,明天特殊化。他毫无顾忌的,随意扰乱着人间的自然规律和正常发展。他的初衷也许是好的,他希望自己的杰作能照自己意愿发展,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“管理”人们,给人们树立“标准化”的思想道德,但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上帝与人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,我不能评判上帝的做法对或错,不过,结果应该显而易见,一部家族史,看起来像一部战争史……


读罢《圣经故事》,感觉上帝是矛盾的,这也许是因为去试图控制一些不可控的事物时会发生的。原罪也好,欲望也好,本能也好,人类的生命注定了是会在产生和灭亡中循环的。没错,人类终将走向灭亡,但这个过程也不失其价值,不应该被大洪水所淹没。毕竟,事物并不因其长久而美丽。

清代教师的待遇

清代教师的待遇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读《儒林外史》小札


教师待遇低,似乎是一个历史问题。“家有隔夜粮,不做孩子王”这句俗语出自何时,何处,笔者不知,但肯定“历史悠久”。解放前重庆某晚报有一首打油诗写教师之困窘颇传神:


一身平价布,两袖粉笔灰。


三餐吃不饱,四季常皱眉。


五更就起床,六堂要你吹。


七天一星期,八方逛几回?


九天不发饷,十家皆断炊。


近日闲翻《儒林外史》,发现其中对“教师待遇问题”有多处涉及,《儒林外史》虽是小说,但相信既以“史”号书名,大抵不脱那个时代之真实,故不妨介绍几个数据。


未进学前的周进,在薛家集教书,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,但第一个月的“贽见”,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费(《儒林外史》第11-12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,下不注出处者,均引自该书)。


又一位虞博士,因为“进了学”(即考取秀才),再做教师“档次”高一点,每年三十两银子(第244页)。


但是如果富贵人家子弟“进了学”,则给教师的奖金还算不菲(与“工资”相比),韦四太爷教的一个学生中了秀才,家长一次谢了他二十四两银子(第228页)。


以上是“中小教师”的情况,再来看看与“文化教育事业”有关的其他方面情况。


同样是这个虞博士,搞“第二职业”,带着罗盘替一个郑某人看葬坟风水,一次即得酬金十二两银子(第244页)。郑某看来是个“大款”。如今手相、占卜、八卦之类皆是需振兴之传统文化,虞博士生于今日,或许转行?


但是虞博士仍然于教书之余钻研“学问”,苦读至五十岁高中进士,只因太老实,履历表上如实填写岁数(别人六十岁却不写“实在年纪”),天子嫌老,翰林未做成,补为南京国子监博士(可算大学教师)。饶是如此,风光大胜从前:


——为人写一篇碑文可得礼银百两,转以八十两托杜少卿代作,尚是人情(第247页);


——赏管家一个使女,身价银十两一分不要(同页);


——一个表侄来求赞助,想租房子,一次给了二十两银子(第248页)……


看来古代大学教师待遇不低,且据汪曾祺先生《国子监》一文(文载汪先生自选集,漓江出版社)介绍,清代国子监祭酒(大学校长)一年俸银一千二百六十两,但每年卖大学文凭(国子监“监照”)学校可收入十四万两,校长个人所得五千两左右(远胜“基本工资”矣),连“工友”得此项“创收”,也接近一年三百两。汪先生们算了一下,每年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买证书的人约有八十二、三万,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。


再回到《儒林外史》,里面有一个读书人匡超人,编“高考复习资料”,花一个礼拜,得银十数两;替人假造公府文书,一次得酬金二十两;后来胆子更大,进考场代人考试(即做“枪手”),一次得“笔资”二百两(第125-134页),后来事虽败露,他却先得风声,混到京师依旧逍遥。


从《儒林外史》的这些有关材料看,在封建社会,知识分子(包括教师)提高待遇的途径似乎只有两条,一曰“爬”,死心塌地走科举这路,如虞博士(后来的周进做了“教育部”大员,比他更风光),一曰“混”,如匡超人之流。明白了这个道理,了解了几千年来丑陋之事实,可悟拨乱反正之不易。


解放后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,但无庸讳言,现状不是太令人满意(报刊已多披露),1994年在改变待遇方面迈了一大步,出台了《教师法》。写到这里,忽然想到《瞭望》1993年第11期所刊的中科院学部委员王选先生的一段话,他说:“有一句话说,中国知识分子‘物美价廉’,这是事实。但如果长期‘价廉’下去,‘物’就会不‘美’了。……为什么大量人才往外资企业跑?在那里虽然是雇工,可拿的钱多呀。”看来,有关方面还应更进一步加强紧迫感。


 


19944


【附记:教师节快到了,发旧文一篇。】